一、世界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化
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主导全球安全、金融和经济秩序。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力量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新兴市场的快速崛起，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逐渐趋于失衡。
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代表的经济数据，最直观地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美国占全球GDP约26%，欧盟约28%，中国仅1.57%。2000年，美国的经济体量遥遥领先，超过中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四国的总和。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显著改变了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到了2023年，中国的名义GDP已大幅增长，占全球比重上升至16.83%，与欧盟相当，并显著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份额大幅下滑，而印度则成长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全球贸易格局的变迁同样是多极化趋势的有力证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01年，美国占全球商品出口份额约12%，欧盟约35%，中国不足5%。2024年，中国占全球商品出口份额约15%，美国不到9%。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其规模和影响力与美国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构成竞争关系。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崛起更是重塑了全球供应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一，目前占全球比重约30%，相当于美、日、德三国之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也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
疫情和贸易战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过度依赖单一来源被视为风险。美国和欧盟纷纷推出政策，推动关键产业（如芯片、医药、新能源）的供应链“去风险化”或“友岸外包”，即将产业链转移至政治友好的国家。这加速了全球经济板块的区域化聚合：北美供应链（美加墨）、欧洲供应链（欧盟及周边）、亚洲供应链（以中国为中心，但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印度转移）。这本身就是经济多极化的体现。
全球经济不再由美国单一引擎驱动，而是形成了北美、亚洲、欧洲等多个增长中心。中国成为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心，而“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的集体上升，进一步分散了全球经济权力。
在军事上，虽然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他国家的发展削弱了其在特定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
驱动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科技。二战后，欧美（尤其美国）凭借庞大的国防与民用研发投入、顶尖大学与创业与风险资本体系，长期占据科技中心地位。进入21世纪，互联网、开源与全球人才流动使技术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加速向全球扩散：中国、印度、韩国、日本、东南亚、以色列等地快速崛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2025年数据摘要）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率约为8.7%，显著高于经合组织平均增长率和美国、欧盟的增长率（2023年美国为1.7%）。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00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为0.89%，大幅低于欧盟的1.76%和美国的2.62%。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增至2.56%，虽然仍低于美国的3.59%，但已超过欧盟的2.24%。
投入端决定长期供给能力。大量研发投入意味着更多工程化与产业化产出，包括专利、新公司和新产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已位居全球前列。2023年，中国申请发明专利约164万件，远多于美国的51.9万件。值得注意的是，WIPO关于生成式AI（人工智能）的专利景观研究显示，2014年至2023年，中国的生成式AI发明数量约为3.8万件，远超美国的6200件，表明在专利数量上中国快速扩张。尽管中国专利的平均质量仍低于美国，但数量上的领先本身说明科技在中国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二、互联网和区块链带来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的崛起
伴随着世界政治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化，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也从技术路径上共同催生了去中心化趋势。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控制和操作从中央权威机构向分布式网络转移的过程。而中心化（Centralization）则是传统模式的特征，比如银行、政府、大型科技公司——所有决策和数据均由单一实体控制。去中心化则意味着控制权分散在多个节点或参与者手中，没有任何单一实体能够完全掌控整个系统。
互联网本身的设计就是去中心化的，建立在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等一系列开放、无需许可的协议之上。其设计初衷是在核战争情况下仍能保持通信，因此不存在中央控制节点。任何人只要遵循这些公共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创建自己的服务器、网站或应用。这种去中心化架构对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带来了结构性的冲击。
互联网解决了在去中心化条件下的信息传输问题，但价值的传输（例如转账）仍然依赖银行、支付宝等中心化的可信第三方。区块链技术通过组合多种技术路径，试图取代这一中介角色。
分布式账本使交易记录不再存储于单一公司服务器中，而是由网络中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共同维护一个共享、同步、不可篡改的“公共账本”。密码学技术通过非对称加密和哈希函数，确保了交易的安全性和账本的防篡改性。共识机制（如工作量证明PoW、权益证明PoS）让所有参与者在没有中央协调者的情况下，就账本的最新状态达成一致。这三者的结合，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任模式：我们不再需要信任某个机构，而是信任公开透明的算法与代码。
加密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中最显赫的副产品。由于其匿名性、抗审查性和全球流通性，加密货币天然适合在一个权力逐渐分散的世界中扩散。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加密货币的交易由全球数万个节点组成的点对点网络验证和记录，完全独立于传统银行账户和SWIFT系统（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这意味着，理论上任何两个实体之间的价值转移，都可以不依赖任何中心化的金融中介。根据加密货币数据平台CoinGecko的数据，全球加密货币市值已从2013年的不足千万美元增长至目前的4.17万亿美元。
在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加密货币被视为对冲本币贬值的工具；在资本管制严格的国家，加密货币则成为绕开限制的重要支付手段。全球加密货币采用率最高的前十个国家多数为新兴经济体，表明其崛起与多极化背景下的经济现实密切相关。
对于受到美国严厉金融制裁的国家而言，加密货币也提供了一条潜在的规避路径。它们可借助加密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资产转移，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将俄罗斯剔除出SWIFT系统，并冻结了其数千亿美元的海外央行储备。这一事件为所有非西方阵营国家敲响了警钟：将国家财富置于美元体系之中是极其脆弱的。这极大地强化了各国寻求替代方案的紧迫感，加密货币作为现有替代之一，其战略价值被重新评估。
加密货币的金融功能也在不断增强。稳定币已成为跨境转账的重要工具，日均交易额超过500亿美元；比特币被视为“数字黄金”；以太坊则逐步成熟为“全球计算平台”。与此同时，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新兴国家快速推进。中国的数字人民币（e-CNY）、印度的数字卢比、巴西的数字雷亚尔等，均体现了多极化背景下的制度创新。美国和中国在该领域的态度差异也十分鲜明：美国倾向于通过立法将稳定币纳入美元体系，以维护既有霸权；中国则推动数字人民币及香港稳定币立法，致力于减少对美元体系的单一依赖，推动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空间。
对于既非超级大国、也非受制裁国家的“中间力量”（如阿联酋、新加坡、萨尔瓦多等），加密货币提供了独特的战略机遇。它们通过制定友好的监管政策，将自己打造为全球“加密中心”或“技术试验田”，以吸引全球资本、人才与创新，从而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提升战略地位与影响力。萨尔瓦多将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正是一种部分中小经济体寻求数字化金融制度创新、探索多元发展路径的尝试之一。
加密货币的崛起并非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在金融与科技领域的直接映射。美元霸权的边际削弱、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治理的缺陷，以及底层技术的突破，共同推动了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扩散。
三、多极世界中美元霸权的博弈
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尽管该体系在1970年代瓦解，但“石油美元”体制确保了美元的霸权延续。美国通过SWIFT系统和CHIPS系统（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掌控着全球金融的动脉。美元在国际支付（SWIFT占比约46%）、外汇交易（占比88%）和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47%，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然而，这一地位正面临侵蚀。美国将美元工具化，滥用长臂管辖，迫使其他国家寻求替代方案以保障金融安全。短期内，政策制裁确实可以迅速打击对手，但将美元及其清算体系武器化的做法，却在削弱长期以来建立在“安全、流动性与规则可预期性”基础上的美元信用。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开始逐步建立“免疫机制”，通过多元化储备、发展本币结算系统、扩大黄金和其他非美元资产配置，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正如中国古代所言：“柔弱胜刚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过度倚赖强硬手段，反而削弱了威慑效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持续下降。美元当前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挑战：黄金与其他货币。2024年，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由2000年的13.57%上升至19.13%。同期，美元从61.49%降至 46.74%。欧元维持在16%左右，人民币升至1.76%，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其他货币合计接近7.8%。全球央行，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持续大规模增持黄金储备。自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量显著上升。2024年净购金量达到1089吨，创历史新高。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大幅提高黄金储备，以分散美元风险。黄金重新被视为除美元外的“价值锚”。
在国际支付领域，截至2025年2月，美元在SWIFT支付中的占比约为49%，欧元约为22%，人民币升至4.33%（2010年仅为0.1%）。中国与俄罗斯、沙特、巴西、阿根廷等国已签署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协议。例如，石油长期以美元计价，但近年来部分国家已尝试以人民币结算部分石油和天然气贸易。美元在大宗商品中的“唯一锚定”地位正受到挑战。中国主导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在加速发展，金砖国家也在探讨建立自主的支付体系与结算货币。
为应对多极化趋势对美元构成的系统性冲击，美国于近年推出《GENIUS法案》（引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试图借助区块链与加密技术，通过制度设计将加密货币转化为服务美元体系的新工具。该法案意在通过联邦级监管和市场准入制度，集中确立“美元锚定或以美元资产为储备”的支付稳定币作为主流路径，从而提升美元及美元资产（如国债、存款等）的全球需求。具体战略动因包括：维护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确保所有全球性稳定币锚定美元或以其为核心储备，巩固美元在支付与储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遏制“去美元化”趋势，抵御人民币与黄金等替代资产的崛起，以及防范加密资产在监管不确定环境下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潜在冲击。《GENIUS法案》设立了联邦层级的“支付稳定币”监管框架，明确了合规发行路径与监管对象，包括受监管的银行或经许可的非银行发行人等。这种制度安排将“合规”与“美元储备”紧密绑定。任何希望被美国金融机构接纳的稳定币发行人，几乎都必须采用美国认可的储备安排，并优先配置美元短期高流动性资产作为储备。
在合规路径下，为满足“安全、可流动、受监管”的储备要求，发行方将优先配置美国国债、联邦机构票据、准备金或经监管的美元存款。这意味着，每发行1单位合规稳定币，发行方即需购买等值的美元资产作为储备。这直接把稳定币供应扩张转化为对美元资产，特别是短期美债的结构性需求。近期已有市场参与者发布“美国合规版”稳定币并将储备配置于美债的案例，印证了该财政传导机制的现实可行性。
这种机制将稳定币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制度化。它既有助于美国政府维持低融资成本，也强化了美元在跨境结算与储备配置中的地位。这种需求不再只是出于市场交易偏好，而是由监管、法律与制度安排所驱动，构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化美元需求”。
与美国的“守势”策略不同，中国的数字货币战略更具“突围”与“替代”色彩。对美国而言，发行数字美元或稳定币更多是对现有霸权的补强；但对中国而言，作为在美元体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发展人民币稳定币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它可在一定程度上绕开美元清算体系，降低金融制裁风险；另一方面，它可扩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和新兴市场，推动建立区域性的人民币结算网络。
中国大陆出于金融安全考虑，禁止私人加密货币，但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数字人民币主要服务于国内零售支付和部分跨境场景。要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还需更开放的平台。因此，香港被定位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通过在香港建立稳定币监管框架，中国旨在打造一个“安全、合规、受监管”的虚拟资产生态系统，吸引国际资本、优秀项目与创新企业落户，推动香港从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向“Web3.0金融中心”转型。通过制度优势吸纳亚洲财富与国际资本，香港的战略地位有望提升。更重要的是，香港平台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桥梁。短期内，香港稳定币或许仍以美元为锚，但中长期有望逐步引入人民币或数字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与数字化传播，从而在多极世界中拓展中国货币的制度影响力。
四、总结：全球金融的重组方向
当前世界多极化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深刻冲击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及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架构，并推动其发生结构性演变。这一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各国，尤其是新兴大国，为规避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制裁风险、降低对单一体系的依赖并保障自身金融安全，正积极寻求多元化的替代方案。其演进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关键维度。
第一是黄金在国际储备中地位的提升。黄金在货币体系中具有“无信用风险”的特性，其稀缺性和价值稳定性使其成为对抗美元霸权与金融风险的重要工具。多国央行正持续增持黄金这一“非主权”终极避险资产，旨在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黄金凭借其不受任何国家政策影响的去政治化属性和可靠的价值储存功能，正重新强化其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压舱石”的货币属性，推动国际储备体系从“美元独大”向“美元、黄金与其他一篮子货币”并重的多元结构转变。
第二是增加非美元货币的贸易结算。中国与部分资源型国家在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中，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趋势日益增强。这不仅有助于规避美元制裁风险、降低汇兑成本，也推动了贸易结算体系的多极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一趋势将逐步侵蚀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并可能促成多个区域性货币结算圈的形成。
第三是建立美元之外的稳定币。随着加密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稳定币日益被视为替代美元跨境结算的新工具。当前，锚定美元的稳定币（如USDT、USDC）在全球加密金融体系中仍占主导，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对此，中国、欧盟以及部分中东国家正积极探索锚定本币或区域货币的稳定币，以期减少对美元的系统性依赖。
最具革命性的设想则在于第四点：发行以黄金为锚定资产的稳定币。
这类数字资产（如PAXGold）将每单位代币与一盎司实物黄金所有权挂钩，成功破解了物理黄金在储存、分割和运输方面的长期难题。它结合了黄金的去政治化和价值稳定性优势，与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与转账效率，构成一种“超主权”数字资产。此类资产不仅可用作高效的支付工具，更可能演变为一种新型全球流动性补充工具乃至新一代储备资产，有望催生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黄金”跨境支付系统。
目前，部分国家和机构已开始尝试推出黄金锚定的数字稳定币。例如，一些中东产油国正在探索以本国黄金储备为支撑，发行数字货币以用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结算；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在区域金融合作中，也讨论过以黄金为基础的结算工具。这类稳定币兼具数字货币的便捷性与黄金的价值稳定性，未来可能在跨境贸易和外汇储备多元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总体来看，全球金融架构正逐步迈向一个“多层次、多极化”的混合体系：黄金作为顶层价值锚，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在中间层共享影响力，而基于区块链的创新型稳定币则构成底层的新金融基础设施。尽管这一演进路径仍面临非美元资产流动性不足、监管空白、技术安全与美国可能的战略反制等重大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元的唯一霸权地位已被撼动，一个更加分散、更具韧性、也更为复杂的全球金融时代正加速展开。
（作者曹辉宁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耶鲁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作者刘劲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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